美國突襲委內瑞拉後，白宮圍繞“佔領格陵蘭島”的威脅性敘事不斷升級，迫使布魯塞爾、柏林和巴黎的官員們連夜緊急制定應對方案。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1月18日宣佈，歐盟將召開特別峰會，進一步協調在格陵蘭島問題上的立場。然而，面對安全保障盟友美國的霸權脅迫，歐洲震驚有餘，卻應對不足。正如美國大西洋理事會的一篇評論文章所指出的，格陵蘭島問題暴露出歐洲的又一個戰略盲點。筆者認為，這反映出歐盟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處於兩種力量的拉扯之中：一方面受到北約框架下與美國關係的牽制，另一方面則是歐盟本身作為一個政治和經濟實體，嘗試展現自身獨立性和全球規範性力量的存在。
回顧過去十餘年，歐洲幾乎是在一場接一場的危機中蹣跚前行。歐債危機、難民危機、英國“脫歐”危機、新冠疫情危機、當前的烏克蘭危機和“格陵蘭島危機”的相互疊加，迫使歐盟不斷提出並強化所謂“戰略自主”的敘事。然而，長期形成的危機應對慣性，使歐洲決策層更習慣於亡羊補牢式的決策模式：以統一規則和價值敘事為先，通過技術性政策手段“補牢”，卻始終難以推進真正意義上的戰略重構。
近年接連爆發的危機，正在以現實代價換取歐洲對“戰略自主”的重新認知。其一，俄烏衝突成為歐盟防務戰略自主缺失的放大鏡。俄烏衝突徹底放大了歐洲在安全、防務和能源領域的結構性依賴，迫使歐洲直面其在防務問題上與美國並不完全一致的戰略關切。
其二，歐美在貿易和關稅問題上的持續摩擦，推動歐洲經貿戰略自主的加速覺醒。事實證明，跨大西洋關係在經貿問題上同樣遵循赤裸裸的利益邏輯。尤其是在中美貿易博弈中，美國為自身戰略需要而作出的靈活讓步，更讓歐洲看清自身在全球經貿格局中的被動位置與結構性脆弱。
其三，歐盟全球南方政策的戰略受挫，本質是源於其長期以來在國際事務和爭端中實行雙重標準，以及對地緣政治回歸和多極化現實的適應不足。歐盟長期以規範性權力為對外行動的核心工具，這一模式在歷史上帶有新殖民主義規範結構的延續性。但在中國崛起及其全球角色的提升，南方國家力量格局轉變、發展訴求上升的背景下，這種規範性權力已難以轉化為實質性戰略影響力。
在此背景下，歐盟長期倚重的規範性權力，正在成為其戰略自主難以突破的內在限制。從內部來看，儘管歐盟規範一致，但成員國內部共識高度分化且難以調和。規範性權力在以統一的民主、人權、治理、發展標準接納會員國，也同時約束會員國。以俄烏衝突為例，對與烏克蘭或直接接壤的東歐國家（如波蘭）而言，俄烏衝突被視為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脅，核心關切在於防範俄烏衝突的軍事風險外溢；對匈牙利而言，俄烏衝突更直接轉化為能源供應和經濟穩定層面的生存壓力，對俄制裁成本遠高於安全收益；而對法國、德國等歐盟核心大國來説，俄烏衝突既是地緣政治博弈，也是需要在安全承諾、經濟利益和戰略自主之間謹慎平衡的複雜議題。這使得歐盟內部難以形成共識，反而放大了內部離心力。
從外部來看，歐盟的全球南方政策同樣掣肘于規範性力量的敘事。當前，歐洲在發展援助和全球治理領域的務實轉向，與上世紀石油危機後的歐共體援助戰略具有驚人的相似性：都是出於能源焦慮和貿易需求，倡導構建“相互依賴”的南北合作，卻並未以減貧和發展為核心目標。不同的是，全球南方如今正在發生深刻轉型，中國、印度、巴西等國已成為援助方和規則塑造者。歐盟儘管在發展有效性、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題上的制度創新動作頻繁，卻難以引領全球治理格局。
歸根結底，規範性權力無法替代戰略部署，規範敘事更無法回避地緣現實。在美國重返“門羅主義”、世界走向多邊主義格局的過程中，歐洲若仍沉溺于“規範即戰略”的幻想，只會在一次次應激反應中不斷消耗自身的戰略空間，錯失真正塑造未來的窗口期。（作者分別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講師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雲山領軍學者、丹麥奧爾堡大學兼職教授）
